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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信重组就是折腾烂土豆 不会有好结果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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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语录:

大家都说“老阚没什么别的,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”。

我在美国混得不错,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,做个教授问题不大,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?

20年前,不要说垄断,装个电话都很困难,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,所以要肯定成绩。

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。曾国藩曾经说:小胜在智,大胜在德。

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呼吁

本报记者:几年前,你反对单向收费,现在,各种单向收费的套餐都推出了,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,似乎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消费陷阱,你怎么看?

阚凯力:我反对单向收费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,现在我还是反对单向收费,因为单向收费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,会损害消费者利益。但是由于媒体的炒作,把现在的作法说成了单向收费。现在的做法实际是在双向收费框架下的接听免费套餐,并不是单向收费。当然,目前的做法总体来说还是比以前便宜,所以媒体把它叫作单向收费,我也就不去争论了。但是,仍然有一些消费者还不满意,这也是必然的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现在电信资费的调整力度比几年前强多了,实惠还是有的,但也还有下降的余地,事物总得有个发展过程。

本报记者:目前公众一直在呼吁取消月租费,但没有实质进展,你也曾经说过,漫游费成本几乎为0,你认为为什么公众的呼吁不被采纳?

阚凯力:你让企业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,它们是要赚钱的,所以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的呼吁,只有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去逼迫它,或者通过政府监管的强制手段。另外,对于月租费也必须区分手机和座机,它们从本质上是不同的。这就像出租车与包月车的区别。出租车是按公里计费,你坐多远的车,交多少钱,你不坐的时候出租车会去拉别人。这就相当于手机的网络,手机的网络容量是你不用我用,我不用他用,它的网络资源是所有手机用户共享的,所以你用多少交多少费用。但包月车就是用户专用的,你不坐别人也不能用,所以你不能说里程少我就不给钱。座机与包月车是一样的,它的线路从电话局到你家里或单位,除了你别人用不了,交换机里面的号码对应一定的设备,也是你专用的。所以,市话与移动电话成本根本不同,座机是独占资源,手机是共享资源。所以我反对座机免月租费,但座机无论你是否打电话,成本都是一样的,所以座机不应该再收通话费。另一方面,手机应该只收通话费,月租费收得没有道理,目前通过套餐的方式在取消过程中。另外,漫游费确实应该免,成本接近于零,年底信息产业部会出新政策。

本报记者:国际IP电话已经开始涨价,引起公众的议论,是什么原因?

阚凯力:长途电话都是主叫方付费,主要成本之一是外国公司的结算价,就是要付给外国公司的钱。这与国内电信的技术、网络等都没有关系,不是国内电信的问题。过去的非洲、南美洲、越南、柬埔寨本来跟我们交往比较少,电信运营商在这方面实际上是亏损的,但因为量少,他们也没有计较。但现在咱们国家跟这些国家交往越来越多,所以就得考虑涨价。

电信重组与伊索寓言

本报记者:有消息说,国资委今年第四季度重新启动电信重组计划。依你的观察,此次重组的目的是什么?会达到什么效果?

阚凯力:现在各种方案五花八门,无非就是把运营商摆来摆去。这就像伊索寓言里讲的,有家禽、家畜,猪、牛、马、鸡、鸭等,组建了个乐队,吹出的音乐不堪入耳。后来大家坐下来研究原因和解决办法,结果是调换座次搞“重组”,最后吹出的音乐更加不堪入耳。现在电信最根本的矛盾是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,运营商无论怎么重组都不解决根本问题。原来的电信产业结构是纵向整合,谁铺线架杆、有物理网,谁就可以搞应用。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内,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,物理网的容量随着光通信普及,状况根本改变了。尤其是光缆一铺下去,容量太大了,任何一个运营商都用不了。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,实行网络与业务的分离。物理网应该是独立的,谁要用都可以用,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,也避免重复建设、节约投资。现在光缆很便宜,电信传输的成本已经逼近于零。网业分离后,它的容量和带宽就能发挥作用。现在这种格局,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,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。

目前的电信重组不涉及产业结构,重新分堆,也就是说都是土豆,无非就是一堆还是几堆的问题,还是烂土豆,怎么折腾,都不会有好结果。

本报记者:如你所说,目前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,你认为中国电信业会不会因此丧失很多机会?

阚凯力:任何事物都有发展过程,大江东去,长江也不是笔直的,不破不立,破坏旧的自然就会损耗掉一些人的利益,必然有曲折有斗争,这是必然的。最本质的要靠竞争。目前是竞争不充分。

打破垄断有时间表吗

本报记者:在你看来,这都是由于垄断造成的,那么打破垄断有没有时间表?

阚凯力:应该说现在是在打破的过程中吧,至少现在比2000年前强多了,这就是进步。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,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,要往前看,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;当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,我们要往后看,成绩巨大。全世界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,电信业也包括在内。20年前,不要说垄断,装个电话都很困难,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,所以要肯定成绩。中国的电信业具有全世界电信业的通病,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垄断,甚至都是政府垄断经营。最近20年全世界都在进行改革,这是中国电信行业和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。

另一方面,咱们国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。以前是计划经济,现在向市场经济过度,这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。比如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,上面有国资委,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,国资委成立就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?你怎么能够成立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,专门让垄断公司多赚钱,那不是让他们攫取更多的垄断暴利吗?这就是中国特色。如果西方国家的垄断寡头串谋操纵市场,政府一旦发现,会严格处分的,至少是巨额的罚款。前年法国有3家移动运营商,抬高资费,被罚了几十亿欧元。但中国呢,运营商搞价格战,国资委都不高兴,说这是恶性的,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。价格战制止不住怎么办?2004年年底,几个一把手轮换。但是西方垄断寡头的高层在一起打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,如果被媒体看到,至少都会遭到警告,抓到证据就会给予巨额罚款,甚至送进监狱。咱们国家国资委却经常召集大家开会,不去不行呢,这就是中国特色。

所以中国电信行业既有全世界的共性,也有自己的个性。有个过程,还得继续往前推进。

本报记者:你的很多言论是否对国内电信业存在的问题有一定推动作用?

阚凯力:长江中的每一滴水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。我是当教授的,是专门研究这个的,发表文章或者说法多一些,也是应该的。要不国家养我干什么?

本报记者:当初,你反对小灵通的产生,认为那是一种退步。现在,小灵通也在逐渐淡出,是不是你的预言应验了?

阚凯力:可以这么说。当时我说这话好像是2003年夏天,是小灵通发展最快的时候,我说小灵通最多有3到5年的时间,不可能持续发展。其实对小灵通的预言都不是我最早说的,信息产业部内部研究过多次。电信业内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说小灵通好,但就像皇帝的新衣,只是没人说而已。小灵通从技术上讲,结论很明确,小灵通技术先天的特性就是个鸡窝,搭不大,也就是一个无绳电话的变种,本质上不适应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。但中国电信把中国移动分出去以后,只剩下固网了,收入低,成长性也不好。它为了抓一个增长点,就利用市话网搞起了小灵通。用户少的时候还能用,用户多了通话效果就不好。小灵通现象在中国独一无二,也就是中国电信和网通搞,其他的都不行。吴鹰的UT斯达康就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,但后来随着小灵通的没落,他也遭遇到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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