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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富二代”的集体迷失(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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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们什么都不缺,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。于是他们想:为什么我们活着呢?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?父亲辛辛苦苦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?我又不喜欢,我为什么要继承呢?如果我不快乐,为什么非要把它绑在自己身上呢?我自己如果有喜欢的事情我要去干,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干的是什么东西。我就喜欢飙车,那么飙车到底又是为什么呢?”

对于中国当代的“富二代”们来说,迷失是个普遍问题。

“醒二代”

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坐在一位富二代的黑色路虎后座上,听他跟我讲故事。

他说,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,曾经非常喜欢赛车,除了路虎,还有过一辆更拉风的跑车,可是后来卖掉了。有一天,他崇拜的父亲告诉他:一个男人之所以被人尊敬,并不是因为他会玩,而是因为他会认真面对自己的事业。

这简直像是来自《麦田守望者》的反讽:“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,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。”这位小伙子很快过上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所过的那种生活——在父亲的公司就职,住在郊区的集体宿舍里,每天七点起床,开会开会开会,没有周末,除了女工不认识别的女孩儿。有时候他也觉得累,但又觉得挺安心的。

一场神秘的富二代征婚派对
一场神秘的富二代征婚派对资料图

“我这样的孩子,要是没个事业没个追求,可能会去吸毒的。”他说。

后来,他的父亲,一家民营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始人,在辗转知道了儿子的想法后,说:“怎么想那么多,那么感性。”

这个故事的背景是,JP摩根家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——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,只有三成。能传到第三代的,占12%。能传到第四代的,千分之一。

企业家二代的淘汰率如此之高,压力和紧迫感也就如影随形。在谈论过速度和激情之后,北京伊利诺伊集团董事长史晓燕的儿子叶志文承认:“其实我最大的噩梦,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,或者因为我自己的不负责任,坏了父母这十几年创立的一切。”

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缪新颖是那种典型的“让女朋友的妈妈喜出望外”的男孩。留学回国之后,他曾经进入父亲的企业工作,并进行了一番工作考核改革,但是一点儿也不成功。现在,他自己来到上海,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投资公司。

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:每天八点起床,九点半准时进公司;没有任何极端的爱好,最多就是玩玩电脑游戏;不购买和使用奢侈品,“几千块一件的衬衫,疯了”;就连他的车都是第一辆、也是唯一一辆三十万的现代车。那是回国之后父亲买给他的。“当时我跟爸爸说,我长这么大从没求过你,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为我买辆车。”

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,缪新颖和他的父亲缪存良都没什么区别。他甚至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。他对自己甚至比父亲所要求的更加苛刻——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:“我希望32岁之前做出事情来。”过了一会,他又说:“不,30岁吧。”

现年27岁的缪新颖这样向我表白:“我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你们20多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那紧迫感真的是天天在后面逼着你去学习,去进步。恨不得今天马上有这个能力来统领全军,而不是说躲在后头听,看你的父亲在前面冲锋陷阵,而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这群孩子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——“醒二代”。相对于“富二代”而言,这个词代表一群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,又被责任心和紧迫感所驱使的企业家二代。他们有的进入父辈的企业,学着做老板,有的自己创业,多数选择和父辈的实业完全不同的投资领域,希望借助资本的速度更快地证明自己。

“没错,富二代是迷失的一代,但是,他们也是一代非常富有信息的一代。”袁岳说,“他们知道的很多,他们的见识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年轻人当中最多的一代。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创业的条件,不再按传统的、简单的步骤,他所选择的方式一定会超越传统边界。这本身是有意义的,但问题是衔接和平衡,你怎么样把它变成建设性的东西,和其他人合作。”

醒二代需要找到自己的集体归属和精神出口。

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,只有三成

孤立

陈天红的父亲陈金根是苏州静思园的老板。很多年来,她一直明白一件事情——自己迟早是要接过父亲的班的。她已经彻底接受这个事实,但也有走神的时候。“有时候上个网,父亲就会提醒我说,不要玩物丧志啊。”

叶志文讲了另外一个故事。前一阵子,有个刚去温哥华念书的中国小孩被绑架了。“他竟然刚到那边就开着奥迪A4满街逛。”

“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。”袁岳说,“有些人被父母管得很紧,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方向,而是父母的方向,他有迷失感。另外有一些小孩,父母管得不多,他们在自己选择的时候也会有迷茫。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,很小就送到国外,但是一旦送出国,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方法论。”

所以,富二代是个“孤立的人群”——父母从小把他送到国际学校,他的交往圈子很小,交往对象单一,缺少跟正常社会之间的连接。他可能完全自我封闭。他过早地被扔到一个地方,但没有很好的国际国内关系,既不明白中国人的潜规则,也并不真正明白洋规则,在两个社会之间被边缘化了。对那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也不了解。

在这种成长背景和精神状态下,飙车案就显得不难理解了。“你想像一下,为什么胡斌敢在那么热闹的地段飙车呢?不是说他想要撞死谁,也不是故意要给自己惹这个麻烦。他的前提意识是不太想到有其他人的存在。在自我独立成长的模式里,富二代对于可能出现的其他人的感受不太有思想准备。”

缪新颖、叶志文们也承认,过早就去国外留学是他们“最大的弱点”。缪甚至说:“我青春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在国内上大学。一方面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,另一方面,现在做生意也失去了那一块人脉。”

不过说到底,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遗憾和梦想。当年克林顿在耶鲁抽大麻,后来也乖乖换上西装做了政客。短短不过三年,当年的“二环十三郎”如今已经风流云散,有的结婚,有的开旅游公司,有的开修车厂,都成了小老板。说起飙车,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”。

一代人来,一代人去。所有的“青春残酷游戏”,最后都会变成“太阳照常升起”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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